前防疫站官员、生尾气分析仪物所专家与疫苗生意



等深线记者周远征重庆报道

1980年,大专毕业后,17岁的蒋仁生被分配回广西自治区灌阳县卫生防疫站工作。1987年,25岁的李云春从昆明医学院预防医学专业毕业,进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从事生物制品研究开发工作。

防疫站以及神秘的生物研究所承载着中国防疫工作防治和研究的重任。中国的防疫事业开启于上世纪初。军阀混战的1919年,中国成立了中央防疫处,开始了牛痘苗和狂犬病疫苗的防治。军阀的爆发,日军的空袭,生存的艰难,都没能阻挡众多中国的医学科学家们推进中国预防科学的发展。因为,他们拥有治病救人的执念。曾经担任中央防疫处处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任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的汤飞凡在长沙湘雅医学院(1921年)毕业时说出的话,或许正是那一代医生的心声:“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然而,中国预防医学们的先驱们想不到百年后的今天,预防医学正面临着一场疫苗危机。这不是科学的危机,而是一场关乎人性的危机。疫苗成为了众多企业图谋暴利的工具,而在这些公司里,众多曾经在卫生防疫系统、生物制品研发系统的官员和专家们裹挟其中。等深线记者统计发现沃森生物(300142,sz)、智飞生物(300122,sz)、长生生物(002680,sz)、康泰生物(300601,sz)等四家A股生物制品上市公司(这四家上市公司是疫苗产业中较为重要一环)和一家曾经涉及疫苗经营的前新三板公司山东实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中有卫生防疫系统和医疗系统的经历的高管就超过20人。蒋仁生和李云春正是从卫生防疫和生物制品研究的第一线转型到红火的生物制品上市公司的佼佼者。蒋仁生担任了智飞生物董事长,李云春则是沃森生物董事长。

自杀前,曾经梦想成为“东方的巴斯德”的汤飞凡(1958年自杀)将研究重点已经转向当时对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威胁极大的麻诊和脊髓灰质炎,其在生物医学上的研究,得到了世界赞誉。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爵士在得知他的死讯后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封信里说:“回顾能结识你们国家的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感到荣幸。”他称赞汤飞凡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

壮志未酬的汤飞凡或许也是幸运的,他已经不用为未来的同行们感到羞耻。近日,“疫苗危机”再起,失效的疫苗流进了小孩的血液里、流进了被疯狗咬的人们身体里。这是一个无比炙热,又让人失望的夏天。

日机的轰炸中,汤飞凡组织着家属种菜来维持中央防疫处的运转,轰炸和死亡也改变不了这群人推动防疫工作实现救人的初心,汤飞凡度过的是充满激情的诗意夏天。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防疫的工作也异常艰辛,面临的任务也极为繁重。据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极为重视。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又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防疫工作无小事,生物制品方面也云集了大量的医学人才。然而,近年来,众多的防疫部门官员和生物制品专家,却转战到了疫苗商业的最前线。

生物制品行业被誉为黄金般的产业,拥有无数的机会。研究机构EvaluatePharma 预测生物药将会继续维持强势的市场地位,预计全球生物药的市场份额将会从2016年的25%(2020亿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30%(3260亿美元)。Frost & Sullivan则预计2016-2021年中国生物药将保持16.4%的年复合增长率, 到2021年达到3269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 国内生物药将成为医药行业最具前景的投资机会。

资本逐鹿生物制药成为不争的事实,投资者也对生物制品公司充满疯狂。2017年,A股迎来了十家生物制品上市公司登陆。统计显示,生物制品板块2017 年、2018Q1 收入分别增长20.42%、39.52%,扣非净利润分别增长17.71%、18.19%。而在生物制品上市公司中,涉及疫苗产业的公司颇为抢眼。而在其增长的背后,则是二类疫苗在2018年表现卓越。根据方正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疫苗批签发量为9864万支/瓶/粒,2018年第一季度疫苗批签发量为9232万支/瓶/粒;但是2017年第一季度二类疫苗批签发量为3914支/瓶/粒,2018年第一季度二类疫苗批签发量为4712支/瓶/粒,同比上升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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